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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鸣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需求加快恢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上半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回升至77.2%，比上年同期提高46.4个百分点，成为经济恢复的主要驱动力。但消费回升仍是恢复性的。前6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主要是去年基数较低，若剔除基数影响，两年复合同比增速仅为3.7%。消费恢复仍不平衡，服务消费恢复较快，家电、家装材料等耐用品消费仍然疲弱。

当前，需求不足仍是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全球经济持续下行，我国外贸出口下行压力增大，推动经济运行好转必须更多依靠扩大内需。而随着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下降，扩大消费对扩大内需和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重要性更加突显。

应该看到，扩大消费仍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一是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信心不足。人民银行《2023年第二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8.0%，比一季度增加0.1个百分点。二是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尚未修复。三年疫情损伤了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居民消费更趋谨慎，预防性储蓄增加，今年上半年居民存款新增10.3万亿元，超过去年全年的一半。三是居民消费仍受到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影响。家电、家具、家装材料等居住类消费在消费中占比接近10%。今年上半年，建筑及装潢材料零售额同比下降6.7%，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仅增长1%。此外，制约消费恢复的短期因素与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对消费的中长期影响相互叠加，对扩大消费形成新的压力。

超大规模市场是我国经济的独特优势。充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是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的重要条件，也是开启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重要路径。

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要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过去一个时期，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要求，我国扩大内需多以扩大投资需求为主，形成了一整套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大投资的政策框架，而扩大消费的政策工具较为有限。我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城镇人口超过欧洲总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超过美国总人口。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显现，必须增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最终消费带动供给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运行持续好转。

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要着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我国居民收入仍存在较大差距，中低收入居民消费潜力仍受到收入水平和预期的影响。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必须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也是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要继续优化助企纾困政策，延续对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政策，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加强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帮助小微企业恢复元气，恢复和增加就业岗位，并通过扩大公共服务支出，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

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要完善促进消费的政策框架。扩大消费，需适应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层次的差异，增加多样化供给。中高收入群体是购房买车、教育医疗、休闲旅游等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消费的主力军，对扩大消费的支撑作用最强，也是引领消费结构升级的中坚力量。要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松绑限购等限制性措施，满足居民改善性住房需求；优化汽车购买使用管理，并通过扩大城市路网和建设立体停车场缓解拥堵和停车压力，促进扩大汽车和新能源汽车消费；增加中高端教育、医疗等服务供给，满足中高收入群体多层次消费需求。

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要创新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持续深化改革，加快清理制约消费潜力释放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比如，我国近3亿农民工已经占到4.6亿城镇就业人员的近65%，但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仍受到多种因素制约。根据经合组织的研究，如果农民工享有城市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人均消费支出将增长30%左右。因此，应加快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打通农民工在城镇落户通道，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被抑制的消费潜力释放出来。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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