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迷你基金加速出清的同时，也有一些基金逆势突围，通过业绩和持营完成了“发小做大”的逆袭。

据Wind数据统计，在规模增幅最快的主动权益基金名单中，有10只基金自成立以来的规模增幅超过了100倍，其中包括中欧时代先锋、创金合信工业周期精选、广发高端制造、中欧医疗健康、银华盛世精选、富国新机遇等多只明星基金，如果按基金规模巅峰时计算，中欧时代先锋、创金合信工业周期精选等基金的规模增幅一度达到了上千倍。

(资料图)

当然，惊人的增幅主要是和基数有关。由于这些基金多成立于熊市，且基金经理在任职时尚未出名，因此首募相对困难，使得这些基金在成立时大多是规模不足2亿元的迷你产品。而在业绩和持营的加持下，这些曾经的迷你基金已经完成了华丽逆袭，成为投资者耳熟能详的明星单品。

基金规模逆袭涨千倍

基金“发小做大”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曾经由周应波管理的中欧时代先锋。

中欧时代先锋成立于2015年11月，彼时，周应波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新生代基金经理，再加上刚经历过股灾，中欧时代先锋首募只获得了122户、2085.56万元的认购，其中还包括周应波自己的700多万元和公司的300多万元，可谓是门可罗雀；但6年后，到了周应波离职时的2021年末，该基金的规模已经增长至223.22亿元，6年间增长了1069倍。

中欧时代先锋规模的上千倍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应波管理期间优异的业绩。据Wind数据统计，周应波在约6年时间的任职总回报为351.29%，其中2019年、2020年均获得了超50%的年度收益率，年化回报率高达27.89%。

周应波离职后，中欧时代先锋由周蔚文、罗佳明继续管理。截至2022年末，该基金的最新规模为155.04亿元，相比首募规模仍然有约742倍的增长。

李游管理的创金合信工业周期精选，同样是一只“发小做大”的代表产品。

创金合信工业周期精选成立于2018年5月，彼时，熊市刚刚开始，上证指数从年初3587点跌至3000点上下。为了发行创金合信工业周期精选，创金合信基金选择以发起式基金募集，公司自掏腰包1000万元并承诺持有3年才得以成立，但仅仅3年后的2021年6月末，该基金的规模便增长至115.13亿元，3年增长1150倍。

基金经理李游本身的经历也是一段非常典型的逆袭故事。他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一众“清北复交”的基金经理中杀出，2007年入行，坐了近十年冷板凳后才在2016年末当上基金经理。2020年，李游凭借重仓新能源、化工、建材等杀入年度业绩排名前十，创金合信工业周期精选年度收益率达132.16%，自此管理规模开始飙涨。

在经过市场最疯狂的时间段后，2021年二季度以来，创金合信工业周期精选规模逐渐开始降低，截至2022年末的规模为39.46亿元，相比首募规模仍然有约394倍的增长。

此外，郑澄然管理的广发高端制造、卢纯青管理的中欧先进制造、曹春林管理的创金合信新能源汽车、李晓星和张萍管理的银华盛世精选、王浩冰管理的创金合信数字经济主题、孙彬管理的富国新机遇等，都是从规模不足2亿元的迷你产品慢慢长大的逆袭基金代表。

想做大还得靠业绩拉动

上述“发小做大”的基金，公司不同、风格不同、成立时间不同，如果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业绩好。想要养大迷你基金，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业绩拉动。

“基金规模应该是做大的，而不是募大的。”一位公募总经理曾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上海一家基金公司市场部人士也向记者举例，公司旗下曾有一只仅7000万左右规模的迷你基金，但在2022年市场整体下跌时，该基金却获得了10%左右的正收益，也因此获得了资金申购，到了2022年末时规模增长至5亿元左右，增长了约6倍，摆脱了迷你基金的尴尬。

Wind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在今年排名全市场前列的20强主动权益类基金中，有14只均为规模低于2亿元的迷你基金，占比七成。

比如，暂列第一的诺安积极回报基金，年初规模只有0.7亿元；排名第二、第四的银华体育文化、天治研究驱动，规模也分别仅有0.53亿元、0.46亿元；此外，排名第五、第六的国新国证新锐、嘉实信息产业规模分别只有0.21亿元、0.11亿元，已经低于5000万元的清盘红线。

“可以观察下这些基金一季报的规模，大概率都已经脱离了清盘风险。只要能把业绩做到市场前列，资金很容易就进来了。”上述基金公司市场部人士表示。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今年以来市场轮动加速，且以中证1000为代表的小盘指数明显跑赢上证50、沪深300等大盘指数，俗话说船小好掉头，这意味着迷你基金产品在这种相对需要灵活操作的市场中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也能更为灵活适应一些新的投资机会，是迷你基金通过做好业绩做大规模的好时机。

规模猛增后管理方法要变

当然，当基金从小做大甚至发生迅速剧烈的规模膨胀时，如何适应大规模基金的管理，是摆在基金经理面前的一大难题，许多基金经理都在规模增长过程中进行了投资框架的调整和迭代。

例如，周应波在公募基金经理时期，就不止一次坦言规模增长带来的压力很大。他曾在2020年一季报中写道，“我们所管理的基金规模继续上升，但一方面市场经历了大幅上下波动，另一方面我们在目前规模上的防回撤经验、能力都不足，导致在市场较高位置买入的投资者短期承受了损失。显然一季度我们没能在市场波动中做好基金规模的控制工作，对此我们深感自责，在未来的工作中会针对性加以改进。”

他进一步向投资者解释，在投资研究方面，他梳理回顾了过去2年在基金规模扩大过程中所做的行业覆盖面的探索实践，决定对投资所面向的主要领域做部分调整，更加聚焦于实践证明下来自己具备较强选股能力的领域；此外，继续加强在定量描述企业价值成长来源、管理层可靠性方向的探索，争取能在未来几个季度部分应用到组合管理中。

华安基金基金经理胡宜斌也经历过管理规模的爆发式增长。2018年、2019年，他凭借重仓半导体、通信等连续两年摘得同类第一，投资者大量涌入他所管理的基金，使其管理规模在2020年6月末一度突破230亿元，两年之间增长了6倍，这对他的投资框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2020年以前，我的投资一直是以成长风格为主，具有行业轮动的特点，但在2020年，原有的投资框架和市场之间出现了一些摩擦。一是管理规模的增加和原有投资框架的冲突，使得投资收益受到牵制；二是大开大合的行业轮动风格，较难把基金净值收益转化为持有人收益，虽然基金净值涨幅很多，但很多持有人的账户收益并不理想。” 胡宜斌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胡宜斌指出，行业内大规模基金的做法一般有两种：一是类指数化的均衡，二是在超额收益上施行对冲策略，他选择了后者。“选择的原因很简单，回顾2019年之前的投资，超额收益往往来自于行业选择，如果做指数化均衡就是放弃了自己的优势，所以，我想给自己留一些行业选择的空间，通过配置超额波动负相关的行业进行对冲，从中获取超额收益。”他说。

（来源：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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